释迦牟尼竟然不是印度人，而是神农的后裔，妥妥的中国人！

释迦牟尼中华血脉新证

        这样一个文章的题目，让人看了总以为是愚者的梦呓或者是随意的恶搞。韩国人这些年研究出蚩尤、孔子、诸葛亮、毛泽东都是韩国人等一系列化的文史成果，最近更放话说释迦牟尼也是韩国人。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篇文章就是和韩国人争先的作品。其实不是，印度早期有关宗教的石雕刻艺术作品中有许许多多的线索和证据，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古印度文化中，原来竟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化的元素。

       内容提要  

       通过研究考证认为：迦牟尼不是印度人。所谓“印度籍”这一延续了千百年的错误说法，不应该再谬传下去。理由有十个方面：

       第一，释迦牟尼出生在今之尼泊尔境内，其祖籍在中国，是神农的后裔。本文从人种学的视角，进行了考证和研究。

       第二，从中华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的视角进行全面的考证，证实我们的立论是正确的。

       第三，不能把释迦牟尼的传教地当作“国籍”。

       第四，古代的印度不是国家的名称。

       第五，尼泊尔是中华封建帝国最后一个“特别行政区”，曾经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第六，从佛经中的文献记载看佛陀的故土情结。佛经记载的中原文化，正好验证了佛陀与中华民族的血脉关系。

       第七，印度的主流社会大都将佛教视为外来文化，对佛教采取排斥的态度。

       第八，佛教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南亚文化大碰撞的智慧火花。

       第九，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考证，证实我们的立论具有文化和物质基础。

       第十，佛之中国与中国之佛，主要阐述佛经中记载的“中国”与先秦五经之“中国”，两者之论述异曲同工。

       因此，无论从家族血缘还是文化血缘的视角来考证所得出的结论，释迦牟尼都不是印度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圣人，彩云之南是我们佛陀的故乡。

        18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佛教文化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释迦牟尼真的是印度人吗？如果是，为什么印度要将佛教视为外教？为什么印度要将释迦牟尼视为外人？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印度人都不相信佛教？如果不是，那释迦牟尼又会是哪里的人？他身上流淌着的是哪个民族的血脉？他的种族与文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翻阅了大量的佛学经典，反复研读了大藏经中的许多经论，对于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释迦牟尼绝对不是印度人，而是神农的后裔——中国人！即使按照当今国家版图的说法，释迦牟尼曾经是中国人，现在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尼泊尔人。根据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佛像证实，原始佛教源自古蜀国，并由四川传到云南，再从云南经缅甸、印度传到尼泊尔。以下三幅为上古商代所造的佛像，比佛陀诞生时间要早800多年。详情将另文再详述。

        一、籍贯与种族

       释迦牟尼出生于今尼泊尔共和国的毕拍罗婆（Piprava），并已经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的西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与雪山飘来的云雾在这里碰撞之后，形成了独特的环境和气候。这里不仅土地肥沃、森林葱郁、气候宜人，而且环境优美、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堪称人间之乐园、世界之净土。从地图上看，尼泊尔的毕拍罗婆、珠穆朗玛峰和湖南省的会同、湘潭都在北纬28度左右这一纬度上。横贯东西的喜马拉雅山所蕴藏的灵气，孕育出了神农、释迦牟尼两位古代杰出的圣人。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6年，是迦毗罗卫净饭王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信徒对他的尊称，意思为“释迦族的圣贤”。迦毗罗卫城即今之毕拍罗婆，其地理坐标为北纬28度37分、东经83度08分。佛经中所说雪山，并非指某一山峰，而是指连绵不断的长年积雪的高山原野，相当于今之“雪域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系列山峰，是释迦牟尼认为最神圣的地方，也是他最向往的地方。《佛光大辞典》认为，雪山乃“雪藏之意。又作雪岭……其地自古即为中国赴尼泊尔必经之路，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西藏时曾路经雪山。”佛经中还记载了“雪山八字”、“雪山偈”、“雪山不死药”等内容，其中“雪山不死药”指能使人寿命无量，无有病苦之药。在雪山中，有名为“娑呵（娑诃）”之灵草，若人见之，得寿无量，无有病苦难，虽有四毒，亦不能中伤，故称雪山不死药。（见《北本涅槃经》等）我认为，此药当为产于喜马拉雅山的上等雪莲。由此可见，释迦牟尼身在山南心向北，喜马拉雅山隔阻不断释尊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释迦牟尼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亦即我们所说的“黄种人”。据《释迦牟尼传》引借的考证史料认为，释迦牟尼的皮肤颜色“是‘紫磨金色’而非白皮肤。紫磨金，指带有紫色的黄金，也称阎浮檀金，是黄金中的上品，大约有些近似99成的大赤金之色。这样看来，释氏家族的皮肤基调是黄皮肤，所以有人推测他们有蒙古族的血统。”世界人种有多种分类方法，美国人类学家Carleton S. Coon将世界的人种分为四类：①刚果人种，即黑色人种；②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③蒙古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即黄色人种；④澳大利亚人种，即棕色人种。“黄种人”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东部、中部和东南部以及美洲与大洋洲的部分地区，中国除了俄罗斯族及塔吉克族，以及几个突厥民族外的大多数民族（汉族、壮族、满族、蒙古族、藏族、京族、朝鲜族等）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而日本、韩国、越南、缅甸、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族、土库曼、哈萨克、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大部分的民族也属于这一人种。因此，可以说释迦牟尼与我们同宗同族。

        我认为，释迦牟尼的先祖为神农的后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在雪域高原之外的延伸。佛陀画像是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尼泊尔国宝，富楼那尊者照释迦牟尼本人所画的画像。从该画像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释迦牟尼系黄皮肤、小眼睛、单眼皮、高颧骨，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而绝非是棕色人种。当然，对于这幅作品的真伪，学术界与教内有不同的看法。现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佛陀十二岁等身像，最能代表佛陀的外表形象与种族特征。因为等身像是现存唯一的一尊佛陀自开光佛像（自为为自己开光），在容貌上最接近佛陀的真实面貌。从这尊佛像可以看出，佛陀的面部形象圆润饱满，额头、鼻梁、颧骨、下巴、眼睛等部位呈现出典型的东方人特征。

        据考证，释迦牟尼所出生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疆土不足二千六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王宫周围只有十公里。由于国内血统纯正，具尚武精神，颇受邻国尊敬，在强邻间一直保持独立。因此，说迦毗罗卫国人是蒙古人种在南亚的一个分支，是非常有依据的。而释迦牟尼是刹帝利种姓，这非常明显地说明他和印度人的主体婆罗门的区别。对于婆罗门人来说，释迦牟尼是个100%的外来人，所以，佛教从创立之初就受到婆罗门的排挤，佛教故事中就明确记载婆罗门人曾多次妄图加害释迦牟尼。

       作为婆罗门统治的国家（孔雀王朝），非婆罗门人创立的佛教必然受到其重大的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佛像了。据说，释迦牟尼在在世时不主张为自己造像，早期佛教的《十诵律》明确规定：“佛身像不应许”。因此，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一世纪，是佛教艺术的所谓“无像期”，当时的佛教徒认为描绘佛陀的形象是对佛陀的不敬。而给人立像是婆罗门的传统，况且后来立出来的佛像明显是婆罗门人的特征。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至少佛像是被婆罗门人明确篡改过的。

       佛教最终没有逃脱被婆罗门彻底排挤走的命运，而却很神奇的在中国、蒙古等东北亚国家发扬光大。来中国传教的达摩说曾说过“中国的根器适合佛教”。这是否是间接在说释迦牟尼和中国人同属一个人种？

想想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灭佛事件，其中以唐武宗为例，他们提出的最大口号就是“释迦牟尼是外国人……”。如果证明释迦牟尼和中国人同属一个人种，那这句话就成了天大笑话。不过历史已证明了一切，佛教在印度灭绝，却在蒙古人种中发扬光大。

       根据前面提供的山脉分布图的山脉走向，从风水学的角度来分析，喜马拉雅山脉属阳，昆仑山脉属阴。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过于强势，且有唐古拉山脉作为前翼，单一的昆仑山脉很难与之匹配，故后面有天山山脉和祁连山脉做为支撑，由此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人字形由西向东的大风水脉络格局，如此强大的地理风水走向，加之有横断山脉、太行山脉、武夷山脉等南北走向山系所环绕的大气场，其最后映射之地就在中国的湖南省境内，这里人杰地灵、圣贤辈出，此乃天佑我中华也。故佛陀的先祖诞生于湖南亦不为奇。释迦家族大约在夏商之际迁徙至云南，并于西周初期途径缅甸和印度，最后到达了尼泊尔，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

       前不久，一位大德推荐我阅读《琉璃宫史》一书，据称该书透露了惊天的秘密：认为释迦牟尼家族是缅甸人。对此，我抱着好奇的心态通读这部书。《琉璃宫史》全名是《琉璃宫大王统史》，为缅甸的大编年史，著于1829～1832年（相当于清代道光年间），后又经1905和1922年两次大修订。本书汉译本共分为上中下三卷，共700多万字。但由于此书成书较晚，距今还不到200年的光景，其史料有很多臆测和编造的成分，特别是关于释迦牟尼家族的历史殆不足信也。再说，缅甸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基本处于野蛮时代，没有历史、更没有文化。在唐代时，缅甸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南诏国的一部分。直到北宋时期，才于1024年建国。因此，缅甸国家的历史至今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光景，根本不可能在东周之前诞生释迦牟尼的先祖。从唐至清以来，缅甸与中华毗邻而居，曾数度为中华帝国之藩蓠。就人口种族结构而言，其缅族占70%以上人口，另外有克伦，掸邦，克钦，钦族等少数民族。汉族是缅甸北方四邦的主要民族，这里讲汉语、书汉文、传承汉人的传统和习俗。但在中古以前，居住在缅甸的各个部落是以土著民为主体，不具备诞生圣人家族的最基本条件。

        关于释迦牟尼家族的历史，目前主要南移和西迁两种说法。

        南移说是指从青藏高原移民到尼泊尔。史书记载古羌人是三苗之后，《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炎帝姜姓，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亦常互用。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族（今汉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西行或南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汉藏语系汉族、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先民，如藏族、彝族、纳西族等。从喜马拉雅山北麓到南麓仅一山之隔，在山口交会之处，人员的交往在千百年间从未间断。因此，南移说认为释迦牟尼家族源于青藏高原，其祖上为中原南迁的先民。佛经中有大量关于雪山的论述，并把雪山描写成人们所向往的雪域圣地，无论是雪山有高人、还是雪山有圣药，这些可以视作是佛陀对故土崇敬和眷恋。

        西迁说是指从云南西迁到尼泊尔。据传，释迦牟尼认为自己的祖籍在东方，曾多次秘密派遣弟子前来找寻家族的历史足迹。号称头陀第一的大迦叶，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传闻中他也曾来到过云南的鸡足山。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迦叶承旨主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在云南景洪自治州西双版纳的勐罕镇，人们至今还传说着佛陀来此布道的故事。其实，这或许也就是佛陀的寻根之旅。佛陀有没有来过云南，人们还没有一致的说法。有的说根本没有来过，有的说可能来过，有的说肯定来过。在当时，佛陀到了缅甸之后，从澜沧江逆流而上，来到今云南省境内是完全有可能的。西双版纳是孔雀的故乡，千百年来孔雀图腾一直是这里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据《六度集经》记载，孔雀王是佛陀的化身。美丽的孔雀是佛陀亲近故里的重要使者，是佛陀留给祖籍之地的精神财富。在佛教经典中，东方净琉璃世界是最重要的佛国净土，药师佛是最重要的东方圣佛。但对药师佛的生平记载又非常稀少，以至于人们至今的还没有揭开药师佛的神秘面纱。我认为，药师佛的原型就是神农，也就是释迦牟尼的东方先祖，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佛陀不便明说，故只能用隐晦的口吻或手笔来描述。

        种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蒙古利亚人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种人）以信仰佛教为第一选择，故中国、蒙古、日本、韩国、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等黄种人聚集地大多以信仰佛教为主。相反，印度人、波斯人、罗马人、欧美人都欧罗巴人种（即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多以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主。如图所示，我们从世界人种与宗教的分布范围，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前已述及，印度人属于白种人，佛陀的释迦家族属于黄种人，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将佛陀归为印度人是历史的错误，必须予以彻底纠正。

        我有几位好友，近年来多次往返与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并与释迦家族的后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来自遥远神秘的东方!

        二、中华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的高度重合并非偶然

        中华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是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最为重要的两大文化圈概念，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历史版图、文化交融等诸多要素。文化圈是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或包含相同文化要素的地理区域的最大范围。由于它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故对研究文化学、地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和领域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文化圈，是指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到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蒙古、越南、缅甸、泰国、琉球群岛、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北诸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地区的传统文化时间内涵和空间领域。而佛教文化圈根据历史和现实考量应当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顺时针方向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帕米尔高原西麓、蒙古高原北麓、西太平洋、南中国海所涵盖的历史与现实的佛教文化传承区域。如果把这两大文化圈的边缘曲线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惊人的重合。

        中国的文化版图，以“四海”之四至为疆界。我国古代将贝加尔湖称为北海、将黑海（一说为里海）称为西海，再加上今之东海与南海，统称为四海。汉武帝、唐高宗均将北海（贝加尔湖）纳入中国的版图，黄海、西太平洋等是东海的延伸，马六甲海峡及南太平洋等是南海的延伸。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指的是中华民族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文化版图。是中华文化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直至元汗清祖以来的政治、武力和文化所影响的疆域。“四海”是中国文化版图的概念，这也是以前所有的工具书都未曾涉及到的内容。

世界佛教区域分布图（深黄色为佛教文化区）

        我所说的文化版图，是以西汉、盛唐、元初和前清等四个时间节点为参照系，以现代中华文化所延伸的区域为基础，由此勾勒出中华文化疆域的地图坐标。

如缅甸东北部的掸邦第一特区、佤邦第二特区、克钦第三特区和掸邦第四特区，均为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国中之国，其中东北部的禅邦最具中国特色。这些有的也属于非法的麦克法洪线的一部分，是历届中国政府所不予承认的。缅甸特区过去隶归中国的版图之内，为云南省的一部分，1962年中缅划定边界时才把这一部分土地正式确定为缅甸领土。有很多人知道外蒙古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却很少有人知道现今的缅甸也有一部分曾经的中国领土。这一部分现在缅甸，也就是现在称之为特区的地方，在许多方面还保留着中国的深深的烙印。这里跟在国内几乎差不了多少，讲的是汉语，用的是人民币，耳朵里听到的是中国流行歌曲，录像厅里放的是中国的武打片，各种店铺都只有中文标牌，店中陈列的商品清一色的“中国制造”。手机用的是中国的区号，穿着也是中国服饰，所有的民俗也与中国同步，只是偶而几个衣着不整的缅兵的出现告诉人们，这里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的缅甸的特区。

        又如印度北部的曼尼普尔邦，绝大多数为隋唐朝迁徙过去的汉人，这里将六星红旗作为独立的旗帜，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徽修改版作为独立的徽章。曼尼普尔是印度东北地区的一个邦，东临缅甸，人口240万。曼尼普尔王室自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唐朝。曼尼普尔民间一直维持着对龙的崇拜。当地主体民族为黄色人种，操汉藏系语言， 相貌与中国人非常相似，按人口比例是印度在科学工程领域最杰出的民族。

曼尼普尔民众有着很强烈的黄种人意识和对东亚文明的认同，曼尼普尔邦为了保护他们的本地文化甚至在本邦禁止印地语电影和电视节目。曼尼普尔邦如是，阿萨姆邦、“阿鲁那恰尔”（我国藏南地区）更是如是。印度北部的黄种人聚居区还有：麦哈拉亚、特里普拉、米佐兰、锡金（原属中国，1975年被印度吞并）。他们与亚洲其他部分的黄色人种之间除了享有共同的血缘和文化联系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相似之处，这就是龙的图腾与崇拜。

       印度东北各邦的民族，包括藏南地区的“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由于相貌和中国人很相似，在印度其他地区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种族歧视。东北印度的女孩子，肤色较浅，而且和其他印度人非常不一样，此外，西孟加拉地区、尼泊尔、克什米尔东部地区等许多民众也与中国同种同宗。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华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勾画一个基本轮廓，即从越南北部、老挝北部、缅甸北部、印度北部、不丹大部、尼泊尔大部、克什米尔东部、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东部、蒙古全部、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菲律宾大部、印尼与马来西亚局部直至泰国北部等环中华地区，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化圈，就像巨大的恒星带动一个星系一样，紧紧地围绕在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周围。

        三、传教地与旅居地不能取代“国籍”

       早期的宗教传播，在教内来说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传教士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到远离故土，可以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播撒宗教文明的种子，并不断发扬光大。佛教如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亦如是。但传教人员的传教地、旅居地不能等同于“国籍”。如达摩（嵩山少林寺禅宗第一代祖师）的籍贯在南亚次大陆、利玛窦（明代著名的传教士）的籍贯在意大利、汤若望（康熙时代著名的传教士）的籍贯在德国，我们不可以说他们都是中国人。同理，佛陀在南亚次大陆的恒河岸边传教，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印度人。佛教文化为什么与印度文化会有那么大的不同？会有那么大的冲突？

        究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释迦牟尼不属于印度的民族和血统，他完全有理由颠覆那些愚昧的、落后的、不合理的习俗和观念，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智慧来教化那些遭受苦难的的黎民百姓。否则，佛陀所为岂不欺师灭祖、大逆不道了？因为彻底否定本民族的文化，将本民族的圣贤统称为“外道”，这绝对不是圣人之所为，佛陀也绝对不会、也根本不可能这么去做。试想：一个有大爱的人、一个有大善的人、一个有大智的人，干嘛非要与本民族的传统、本民族的文化、本民族的精英过不去呢？惟一的合理解释是：佛陀不是印度血统的人，他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去维护那些陈规陋习，更没有必要去弘扬那些腐朽的、没落的文化传统。因此，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没有任何的文化、民族和历史的包袱，他可以最彻底地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心灵感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佛教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追求平等、追求慈爱、追求真理、追求智慧，让我们那颗善良的心得到升华，让我们在今生和来世中获得幸福，让我们在永恒的时空中脱离苦海。

       事实上，古时候的迦毗罗卫国是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到10万，地域不过百里。这里原本民风纯朴，有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但由于外族的入侵，导致族人遇难、民不聊生，这给释迦牟尼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怎样去感化异族、怎样去拯救亲人，一直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在菩提树下参禅的时候突然开悟了，并创立了佛教，从此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让世界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佛陀的内心，他一直视印度人为异族、视印度教和婆罗门教为外教。他在恒河岸边留下的伟大身影，只能证明他是一位成功的传教者，而不能说他是当地的永久居民。为什么佛牙舍利、佛指舍利、佛骨舍利都能够在中国保留下来，并成为无价之宝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叶落归根，家乡故土离不开伟大的圣人，伟大的圣人也离不开伟大而又庄严的国度。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印度的“国籍”安到释迦牟尼的头上。

       过去，我们有的学者将“高丽”（或“高句丽”）的名称送给“北方的朋友”，将“越南”的名称送给在所谓的“南方的兄弟”。结果呢？韩国人说我国的东北、华北都是他们的疆土，而事实上高句丽是我国北方边疆的历史，古代的高丽是包涵了匈奴、鲜卑、蒙古、契丹、满族等多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与现在所谓的大韩族根本不是一回事。相反，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曾是高句丽的附属国，更是商、周、汉、唐直至清末的“特别行政区”（宗主与藩属关系）。越南亦为我国古代地方政权之名称，自古就归属与中国，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们争论领土主权。因此，文化、历史、伟人、领土的名称是不能拱手让给他人的，更不能主动强加到他人的头上。特别像释迦牟尼这样千古难一遇的圣人，更没有理由拒之于国门之外。我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我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边界地图

        四、古代的印度不是国家之名

        印度这一名称来源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史记》将古印度称之为“身毒”，《汉书》将之称为“天竺”。直到唐代，才有印度的称谓。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首将“天竺”译为“印度”，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古代将南亚次大陆统称为印度，它是古代这块土地上各个部落、各个民族的统称。当时对印度的称谓，相当于现代的“中东”、“南美”、“中原”、“西欧”、“北非”之类的说法，指的是地缘文化的版块，而不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彼印度非此印度也。现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印度，乃“英国制造”。因此，将“印度文化圈” 当作是一个主权国家是无知的表现。在历史上，南亚次大陆居住的民族经历了大迁徙、大换血、大分裂的洗礼，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文化的断层现象十分明显，许多古代的文明成果并没有完整地继承下来。由于古代的印度没有长期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将南亚次大陆通称为印度是文化概念或地缘板块的概念，绝对不是民族的概念或国家的概念。这与将中国人、日本、韩国人等统称为东方人一样，仅为地缘或肤色而言。尼泊尔虽然为南亚国家，但古代、现代都不隶属于印度，最多也只能说是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

        对印度文化的盲目崇拜，让一些人觉得古代的印度有多么的神奇、多么的了不起。其实，在我国唐朝以前，南亚次大陆的经济文化比中原地区要落后得多，而且发展也很不平衡，大部分的地区还相当落后。玄奘、义净到印度求法之时，古代印度的文明已是强弩之末，许多的佛教典籍被请到了中原地区之后才得以发扬光大。我们必须非常明确一点：佛教文化不是印度文化。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更不是。就当今印度而言，佛教文化的影响十分有限。但从整个南亚而言，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锡金（原为中国的藩属国，1975年被印度吞并）等国一直都信奉佛教。这就说明，印度文明与佛教文明是有冲突的。而对整个南亚而言，佛教文明又是融入了当地各民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印度文明不能等同于今之印度，佛教文明更不能归属于今之印度。

        因此，从根本上讲，在英国殖民者来到南亚次大陆前，印度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那里存在的是一大堆操着千奇百怪鸟语的土邦，根本没有一个以印度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国家政府。二战后离开南亚次大陆时，英国殖民者留下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但也留下了一套议会下院多数加专职公务员的英式管理机制。尽管如此，印度的统治体系从根本上仍然是松散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不是一个整体，缺乏足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尼泊尔与中华帝国的血脉关系

        尼泊尔是中华封建帝国的最后一个“特别行政区”，曾经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1792年，清朝大臣在加德满都接受尼泊尔王国的请求，将尼泊尔列入了中华帝国藩属行列，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从西藏的日喀则到尼泊尔的的加德满都，直线距离为390公里，陆地里程不超过500公里，而在边界地区更是朝发夕至或朝牧夕归，民国之前一直无需办理通关手续，两边的百姓可以自由往返、自由贸易、自由通婚，其实就等于是一家人。太平天国暴动后，尼泊尔曾上书清廷要求携带大炮出兵到中国内地助剿，但清庭婉言谢绝。由此说明，尼泊尔“特别行政区”的臣民还是非常爱国的。

       清朝前期，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皆为中国藩属。后英印展开对这些国家的兼并和侵略，诸国纷纷向中国告急。但由于昏聩闭塞的清王朝竟然认为是一个叫“披楞” 的蕞尔小国所为，而没有予以理会。后来才知道“披楞”就是英国，才开始重视起来。在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相继沦英，英国进一步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时候，清才对国际形势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加强了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维护尼泊尔在中华帝国中的地位，加大力度遏制英印的侵略。尼泊尔也鉴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教训，积极维护与中国的联系和交往。中尼这种特殊的隶属关系，从国际法的层面上大大延缓了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同时对西藏地区也是一种很现实的保护。但由于国力衰弱，尼泊尔最终还是被英国势力所控制。

        中国民国建立后，对英国单方面占领尼泊尔的行径不予承认，并力主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重新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可惜尼泊尔当时已为英印所控制，北洋政府没有实力收回这片美丽的疆土。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尼泊尔与中华帝国具有血脉相连的关系。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兄弟情谊，不会因为人为的疆域变迁而改变，历史永远昭示着我们必须记住过去与未来的那些兄弟姊妹们。

        六、从佛经中的文献记载看佛陀的故土情结

        在佛教经籍中，记载了大量与中原文化有关的文献资料。笔者选择了西晋以前的佛经译本进行研究和探讨，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等视角加以考证和对比，并对佛经中相关的语言、词汇进行分析和考释，冀从中探寻佛陀的故乡情结和对遥远东方故国描述和记载。

        在天文学与气象学方面，佛教经籍与《周易》中记载的星宿、时令等有许多相同之处。《周易》记载，天体的运动、日月的替转和星辰的偏移，都会影响到地球的时令变化，使之形成寒暑交替和四季二十四节气。我国传统的历法是以月亮的盈亏和星座的运转周期为观察依据，这在《周易》中可以寻见许多论证。《丰卦•彖辞》谓：“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上》亦云：“揲之四以象四时，归奇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具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文中所记载的五年二闰，跟后世历法中的十九年置七闰已非常接近。或曰，五年系取用整数，乃是虚指的文体数字，在事实上已完全掌握了置闰的准确方法。此外，在《周易》中还记载了星宿（如北斗七星、舆鬼五星等——据闻一多考证）、月食、日食、天球的赤黄道等内容，如书中载录的星宿有：尾、角、亢、井、女、牛、危、虚等。同样，在佛教经典中，也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和气象学内容。在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一年中主要有雨季和旱季，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一年四季分明。佛教中的季节与时令的内容，很多是受到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药师经疏》“……三月是夏，三月是秋，三月是冬，三月是春，是十二月……一岁四时……有善医师随顺四时……多风病者，夏则发动；其热病者，秋则发动；等分病者，冬则发动；其肺病者，春则增。……八王日。谓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亦名八节。” 《大方等大集经》第四十二卷记载了大量关于星宿与健康的内容。我最初在佛教经典中看到二十八宿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华文化中的二十八宿，当时并未曾留意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后来，通过对比分析，觉得两者不仅名称基本相似，而且内容也非常之接近，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群，即二十八宿，其分法为将沿黄道或天球赤道（地球赤道延伸到天上）所分布的一圈星宿分为四组，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东方青龙七宿是角、亢、氐（dī）、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mǎo）、毕、觜（zī）、参（shēn）；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佛教经典有二十七宿的划分方法。它是将黄道分成二十七等分，称为“纳沙特拉”，意为“月站”。当时以昴宿（ 即“剃刀”Krittica，中国称为昴宿）为第一宿。这个体系一直沿用到晚近。佛经二十七宿的划分方法是等分的，但各宿的起点并不正好有较亮的星，于是他们就选择该宿范围内最高的一颗星作为联络星，每个宿都以联络星星名命名。佛经也有二十八宿的划分方法，即在位于人马座α和天鹰座α间增加一宿，名为“阿皮季德”梵文意为“麦粒”宿（中国称为牛宿）。佛经中表述的传统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较为接近。后来，汉唐之间的译经大师们逐渐将中国古代与佛教文献中星宿名称进行对应翻译，故在后世的佛典中已很难区分出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了。

        关于佛经记载的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关系，在《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论述。本经卷上曰：“昴图。昴六星，形如剃刀，火神也……（景风曰：中国天文，昴七星。主胡兵，西方之宿也。……） 毕图。毕五宿，形如半车，钵阇钵底神也。……（景风曰：中国天文，毕八星主边兵，西方之宿也） 觜图。觜三星，形如鹿头，月神也。……（中国天文，觜三星，主军之士，西方之宿也）参图。参一星，形如额上点，鲁达罗神。……（景风曰：中国天文，参十星主将军，西方之宿也）。”（开府仪同三司、特进试鸿胪卿、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赠司空、谥大监正、号大广智、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

左图：中国二十八星宿图 右图：佛教二十八星宿造像

        在语言词汇与人物的载录方面，佛经中记载了大量的与中原文化有关的内容。现就医学而言，列举五则如下：（1）写到了针灸。《正法华经•药草品》：“采四品药哺咀捣合，以疗其盲目便见明。又加针灸消息补写，斯人目睛内外通彻。” （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关于佛医针灸学，笔者将另有专著论之。（2）写到了阴阳五行。

《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五行失序，阴阳交错。”（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译）阴阳五行虽是儒家、道家和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但佛经中也偶有涉及。（3）写到了四山五岳。《佛说菩萨本行经》：“日月星辰，四山五岳。”（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四山，争议较多，我认为当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和横断山脉中的四座名山，即珠穆朗玛峰、天山、昆仑山、玉龙雪山；五岳，分别指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和南岳衡山。（4）写到了汉地王子。

《大庄严论经》：“我昔曾闻：汉地王子眼中生瞙遍覆其目。”先秦也有汉的说法，但不普及。这里的汉地，当是译经者对中国的称谓，与汉朝成立的时间没有关系，不必纠结于时间的对称问题。（马鸣菩萨造，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5）写到了中华上古名医岐伯和扁鹊。《修行地道经•五阴成败品》：“调牛、岐伯、医徊、扁鹊，如是等辈，悉疗身病。”（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岐伯为黄帝时名医，系神农之孙与黄帝之相。调牛、医徊，中外文献均无记载。这里的扁鹊是指黄帝时期的名医扁鹊，而非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

        七、彼之不欲，勿施于人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印度越是不承认佛教，我们有的人越要把佛教强加到印度的头上去。印度越是把释迦牟尼当作外人，我们有的人越是要证明释迦牟尼就是印度人。就好像我们越反对西方的传教士，西方人越要把传教士看作是中国人一样。说起来好像是很荒唐，但我们有的人到现在一直还是转不过弯来。以致尼泊尔的同仁忍不住拍案而起，厉声疾呼道“释迦牟尼是我们尼泊尔人，不是印度人!”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佛教与印度的关系来说，当改为“彼之不欲，勿施于人”。

        当今的印度，有信婆罗门教的、有信印度教的，还有信锡克教的，惟独信佛教的人非常少。佛教创造了平等和谐的氛围，立下普度众生的宏愿，有着慈悲博爱的情怀，可印度有时就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血统最低贱的种姓，他们都没有信奉佛教，都没有将释迦牟尼尊为圣人，这一直让我感到十分困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现在我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原来，印度社会的主流大都将佛教视为外来文化，对佛教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景象犹如我们中国人反对西方传教士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却一直将佛教视为印度的国教、将释迦牟尼视为印度最伟大的圣人。这种奇怪的现象却一直没有人去点破，或者说是有人知道了不敢点破。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兼容并蓄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更不能排斥本来就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

吴哥窟

       我去泰国参观考察的时候，在湄南河畔看到许多家庭都画有先祖的肖像，以证实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也许是清朝、也许是明朝，也许是更早的朝代。虽然语言不通了、皮肤晒黑了、入乡随俗了，但他们祖祖辈辈对故土的眷念没有改变，他们身上流淌的血脉没有改变。当我们表示理解的时候，他们的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这种真情的流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变的故土情怀。

因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释迦牟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圣人。至于在印度那里被不被承认、被不被理解，都丝毫不会影响释迦牟尼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八、佛教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南亚文化大碰撞的智慧火花

        前已述及，中国文化圈以四海为界，影响面积达3000多万平方公里。文化的影响包括人口迁徙、相互征战、贸易往来以及通婚、图书、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佛教文化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圈与南亚文化圈的大碰撞的结果。喜马拉雅山脉以其特有地理位置，使得东方两大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因此，佛教的智慧火花在这里诞生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或许有人会说：我还是理解不了。语言不通、文字不同，怎么影响呢？

       记得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位历史老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对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印第安人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他们的语言与风俗跟我们中原地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他们的讲话的声调保留了很多中原地区的古音，他们制造的工具（如陶器）与中原地区也十分接近。甚至有的长者还说自己的祖先来自那遥远的东方。因此，从音译的角度分析，“印第”与“殷地”读音十分接近，印第安人很可能就是殷商时期到美洲开拓疆域的先民。他们从中原出发，从白令海峡的冰面上东渡到美洲大陆，并成为了那里最原始的居民。或许，先民东渡美洲的时间可能会更早，大约在公元5000多年前。

白令海峡

        远隔千山万水的美洲，我们先民的足迹都能够到达，何况是厚度才几十公里的山体。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的先民前往南亚次大陆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喜马拉雅山脉沿着山体的走向直接前往，此为中线；二是翻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由西折回，此为西线；三是由云南进入缅甸再继续西行，此为东线。到了唐代，又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水上通道，此是后话。

逃避战乱、逃避灾害、逃避瘟疫是先民远徙他乡的三大缘由。应该说，古代民族的迁徙比较频繁、也比较简单。说到频繁，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哪里更适合生存，就可能随时往哪里迁徙，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更是如此。说到简单，这是因为只要部族的首领一声令下，就可能一夜之间就举族外迁。此外，随着部落或家族的不断庞大，新的族群分支为了寻找自己的领地，往往都远徙到他乡，以期拥有更加充足的自然资源，同时也可以避开部族之间的争斗。

        因此，中原地区的上古先民移居到南亚次大陆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早在距今约8000年伏羲氏开始，就已经进入开创文明的时代。在这以后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先民，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华夏文明的烙印。随着部族的不断繁衍和迁徙，同祖同宗在语言上的差异会越来越大，记事符号也会有千变万化，但唯一不变的是身上肤色、是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是那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同时还有那根植于心灵深处的思想元素。所以，我们在佛陀的身上流淌着中原的血脉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东亚与南亚的国家中，日文诞生于公元10世纪（相当于北宋时期），但官方文书还是以汉字为主；韩文诞生于公元14世纪中叶（相当于明朝时期），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民间的拼音使用，上流社会一直沿用汉字，直至二战结束后汉字才退出法定文字的地位；越南从公元1世纪开始一直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现在的越南文（拼音文字）是法国占领越南之后，由天主教传教士为他们编写的文字，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1945年之后才得到全面普及。在国内，藏文创立于公元7世纪（唐朝），即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之后，下令于1300年前创立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能用现代的语言、文字和国家的概念，来看待中华文化圈和中华历史与文化版图。

        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的时候，会惊奇地发现，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正好与古埃及的文明遗址、中国宁波的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多年）和长沙的马王堆文化遗址（虽为汉代，但也反映了先秦的文明成就）恰好为同一纬度，都在北纬28度这条线上。所以，佛经上才对西方与东方推崇备至，将宇宙中最美好乐土分别给了西方极乐世界和东方净琉璃世界。由此可知，释迦牟尼对东方文明和埃及文明十分推崇，这里不能排除他对故土的眷恋、赞美和期许。

        而南方呢，正是古印度的广大区域，释迦牟尼却惜墨如金，从来不去描绘这里的宏伟蓝图。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释迦牟尼认为南方是愚昧之地、无明之邦，需要用慈悲去感化他们、用智慧去启迪他们、用言行去开示他们。什么是娑婆世界？佛教认为，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住世时的世界。此界众生安于十恶，堪于忍受诸苦恼而不肯出离，为三恶五趣杂会之所。这与我们的东方净琉璃世界有着天壤之别。所以，释迦牟尼将传道的重心选择在恒河流域，有着非常良苦的用心。如果我们据此就将释迦牟尼看作是印度之人，那必定会贻笑大方，同时也使我们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圣贤。

九、考古史料与现实传承的互相证实

        我把佛陀祖籍的故里锁定在现在的云南省，这是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彩云之南就是佛陀的故乡。

        云南是我国古人类遗址和上古文明遗址最完备的省份，这里先后发现了距今1400万年到1000万年的“开远拉玛猿”、距今约800万年的“禄丰拉玛猿”、距今约400万年的“蝴蝶拉玛猿”（或称“蝴蝶人”）、距今170万年左右的“元谋猿人”、距今600多万年的“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距今约5万年左右的“西畴人”和“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系列相当完整，代表了古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有历史、有文化，有辉煌的文明，也才可能诞生伟大的人物。

        大约在殷商时期，佛陀的先祖举族从云南由澜沧江顺流而下，经南亚次大陆（今之缅甸、印度）到达现在的尼泊尔地区，并在那里生活定居，并建立起城邦式的国家。我有多位从尼泊尔考察回来的朋友说，释迦牟尼家族的后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家族一直沿袭一个说法，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东方，来自孔雀的故乡。这里就是美丽的彩云之南。释迦牟尼家族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印度人，并对被挂上印度人的标签至为反感。当前，共产党（毛派）在尼泊尔的广大地区很受欢迎，甚至影响了全国70%以上的国土面积。这绝非是偶然的事件，而应该从血脉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和认知。

       要举族迁徙，就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文化基础方面，云南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区域性古国的存在。在物质基础方面，青铜器的使用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出土文物证明，云南地区在商周时期就已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具了。

云南青铜器

        云南青铜器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二百多年前，该省青铜器出土遍布七十多个市县，共有两百多个地点的青铜文化遗址，现已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在此，举两例以说明之。

        2006年3月发现的云南省澄江县金莲山墓葬群，分布面积达四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在一千座左右，墓葬遗骸达数千具，是迄今为止云南青铜文化考古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群。自2008年10月开始，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古墓葬群进行了研究性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222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和铁器等文物四百多件。专家认为，金莲山古墓群中埋藏着的“青铜王国”，是保存古滇国文明的一座宝库，是解开云南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通过出土的青铜器，专家学者们了解到了大量史书上难以尽数的滇人生活细节。而金莲山墓葬群中出土的大量基本保存完整的人骨，在云南还是首例，这些人体骨骼除了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丧葬习俗，具有深远的文化研究价值以外，还可推测出当时的族群、所处的时代环境、人们的饮食习惯等等。

云南省澄江县金莲山墓葬群

        2012年10月8日，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的两名村民在大甸山为附近的砖厂取土时，无意中从推土机下发现了一个长约60厘米、形似弯月状的青铜器。这一偶然发现，揭露了一个大型古墓葬群。经省、市、县三级考古专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后，古墓葬群已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抢救性发掘墓葬100余冢，出土各类器物近200件套，其中人面纹饰弯刀、铜柄铜钺、藤编护腿、琥珀串珠、藤指护等在云南省为首次发现。随后又将发掘的面积扩展到5000多平方米。昌宁大甸山大型古墓葬群是一个可以上朔到春秋末期，下线至汉代，年代跨度延续时间近1000年的古墓葬群。而在这一时期，在保山和昌宁一带正是哀牢古国生存和繁衍的时期。经专家判定，这些青铜文物距今2300～2600年之间，正好涵盖佛陀生活的时代。

        十、佛之中国与中国之佛

        在佛教经籍中，可见及大量关于“中国”之说。究竟佛经中的“中国”和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有没有关系？是同名同事？还是同名异事？本节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一）上古“中国”之内涵

        笔者对《四库全书》进行全面检索，发现论及“中国”一词者有1.5万余条。由于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而盛于晋唐，故对“中国”一词也当以先秦为源而论之。

        两汉时期，五经之地位非常重要，所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始于西汉。因此，许多典故及词语，往往必寻根于五经之典。现就诗、书、礼、易、春秋关于“中国”之论述引证如次。

        《易经》类著作载曰“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周易郑康成注》）、“犹人君出政敎，以动中国之人也”（《周易集解》卷十）、“四夷交侵，中国诸侯不臣”（《周易口义》卷一）。《尚书》类著作载曰“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尚书注疏》卷十三；周，指周王朝）、“蒲姑，齐地，近中国教化之”（《尚书注疏》卷十六）、“当尧之时，水逆行于中国，泛滥天下，率土成江河，人民为鱼鳖”（《洪范口义》卷上）、“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说》卷五）。《诗经》类著作载曰“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毛诗注疏》卷十六）、“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毛诗注疏》卷十七），《左传》引用曰“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九）。礼类著作载曰“天子家，天下人；中国民，吾民也”（《周礼订义》卷十六）、“春秋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礼记注疏，》卷十一）、“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礼记注疏》卷十二）。春秋类著作载曰“夫差欲霸中国，尊天子，自去其僭号而称子，以告令诸侯”、“中国诸侯，皆宗于吴”（《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九）。此外《禹贡》、《吕氏春秋》等诸多先秦文献也多有述及。《禹贡说断》卷二曰“商之末世，盖有西侵中国之地而居淮水之上者矣”。《吕氏春秋集解》卷九曰“楚攘外患救中国之功始着也”。

《吕氏春秋集解》书影

        从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在先秦时期主要有四种含义：一是周天子之属地，二为全中华大地，三为全世界之中心，四为华夏民族。

        为什么古人将现今之中华大地称为中国？《周礼订义》写得非常明白：尧帝以天之中立国，西周以地之中立国，归根结底以天地中和之气立国，故称之为中国。正如《周礼订义》卷十五所云“史氏曰：虞以璇玑玉衡齐七政，求天之中；周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之中。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先王之建国，所以致意焉。然必以玉为之，以其温润廉洁，受天地之中气，以类而求类也。”

通过以上论述，我相信大家对古代之“中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二）佛经“中国”之内涵

         在佛教经籍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述，且与佛陀之身世密切相关。佛经中的“中国”，一指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央帝国——西周王国；二偶指中天竺，南亚次大陆中的一个小国。在佛教经籍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约近200处。有的地方或可解释为“中天竺”，有的地方用“中天竺”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我认为，对此当指遥远的东方——中原地区。由于距离遥远，加之佛陀的故土情结，在记述时则洋溢了赞美之词。现根据经文的记载，择要分析如次，以便智者有着更加深切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佛陀之出生，《出曜经》卷第二十二卷载：“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生于中国，不在边地。”（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云“比丘当知：如来出世，甚为难值，闻法亦难；受四大形，亦复难得；诸根具足，亦复难得；得生中国，亦复难值；与善知识相遭，亦复难得。”（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这里的出世，讲的是缘起。即佛从什么地方来，要在什么地方兴，此地就是中国！出世者，主要是针对精神层面而言。

《出曜经》书影

        不仅佛陀如是，其他诸佛也是如是。《出曜经》卷第五云“一时，中间生处人中，处在中国平正之土，得种善本。无有山河石壁，饶出珍奇异物。得信坚固于佛法，众有反复心。慈愍一切殖众德本，诸佛出生皆与此国。虽处中国，亦是过去，不得久住。”（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经中认为，诸佛的出生，多与中国有关。针对“亦是过去，不得久住”之说，有人据此认为佛陀肯定来过中国。

一切诸佛如是，有大福报者亦如是。《出曜经》卷第二十三记载：“广及一切不自为己，后获其福不可称限。是故说曰为福虽少后受大福也。当获大报如种获实者，后受天人自然之福，颜色从容。恒处中国，不在边境。”（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中国之西周，是当时最令世界企慕的中央国度，是佛经中所描绘的、令人向往的“极乐世界”。由于西周起自西岐，故有西天之说。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是西岐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升华描述。所谓东方净琉璃世界，则是西岐的湘楚云桂之地。

        关于药师佛，因其故里在中国，故其最向往之地就是中国。唐代高僧义净大和尚，在其所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上记载：“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众生，造众恶业不信三宝，随虚妄见，弃背正理，爱乐邪徒，谤毁佛经，言非圣说，外道典籍恭敬受持，自作教人俱生迷惑，当堕地狱，无有出期。设得为人，生八难处，远离正道，盲无慧目，如是之人，若闻我名至心称念，由是力故，临命终时正念现前，解脱众难，常生中国，受胜妙乐。”（大唐三藏沙门义净于佛光内寺译）

        佛法的修习，以中国之人最容易开悟，这既有文化的元素，也有血脉的因素。《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九曰“云何四成法？谓四轮法。一者住中国，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谨慎，四者宿植善本。……而有众生，生于中国”。（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福盖正行所集经》卷第二载“不生中国，诸根不具。或于佛法，心不爱乐。”（龙树菩萨集，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宣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日称等奉诏译）

《佛说长阿含经》书影

        有人说，佛经中的“中国”指的是中天竺。此言谬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下之“四药受净篇”云“僧祇云：若为比丘杀者，一切七众不应食，乃至为优婆夷杀，七众不食亦尔。今学戒者多不食之，与中国大乘僧同例”；《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下之“瞻病送终篇”云“若依中国本，传云：祇桓西北角日光没处为无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传云：中国临终者，不问道俗亲缘，在边看守。及其根识未坏，便为唱读一生已来所修善行，意令病者内心欢喜，不忧前途。便得正念不乱，故生好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亦谓“若今学戒食肉饮酒犹为细行，更行粗恶不足言之。中国学大乘者，皆依《梵网》、《楞伽》、《涅槃》等制。” 此外，《高僧传》卷第一亦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很明显，上述的“中国”，毫无例外指的都是“东土”（即中华之疆域），与中天竺没有任何关系。

        （三）佛与“中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隋代慧远大和尚在《大乘义章》卷第十三中写道：“禅者，是其中国之言，此翻名为思惟修习。……五言四轮者：一生中国，二依善人，三自发正愿，四宿殖善根。生于中国，宿殖善根，能离报障，依止善人，能离业障，自发正愿，离烦恼障。”这里的中国，慧远也认定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帝国。为什么禅门出自中国？为什么中国人倾心于佛教？慧远依照佛典作了回答：生在中国是学佛的第一要，依靠有大智慧的人是学佛的第二要，立下宏大誓愿是学佛的第三要，内心有善良的种子是第四要。因此，作为中国人，学佛、礼佛、崇佛、弘佛、用佛是要中之要，这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业”，故有“佛即中国，中国即佛”之说，佛已成为我们思想与灵魂不少或缺的精神。将“思惟修习”译为禅，也是中国人的伟大创举。名正则言顺，正因为立有禅之名，才有后来的禅之实。有人说“禅”就是中国的“佛”，斯言或有一定的道理。

        在当今之中国，不管是否信佛，任何人但都无法摆脱儒释道思想对各自价值观念和认知思维的影响。因为现在的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现在的佛法是中国化的佛法，其间融汇了大量的儒家智慧和道家智慧，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果”。其“因”，缘于佛陀与中国的血脉关系，源于佛教思想的许多要素根植于西周文化的乐土。不管佛陀在传教时用的是什么语言，也不论佛经最初是用什么文字记载的，都无法回避其宗族来自中国这一根本的事实。因此，中国民众相信佛教思想和弘扬佛教精神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和回避的。

        十一、佛教正本清源的时代到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提佛教来自印度了，因为此印度非彼印度，代表南亚次大陆区域名称的印度已经成为了过去，而作为一个国家称呼的印度已成为当今公认的语词。或许，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或许，是先哲给我们撒了一个弥天的大谎，使得我们没有认识和感悟到事实的真如本相。我们可以说佛教来自尼泊尔，我们可以说大乘佛教出自中国。按照当今的话来说，佛教总的源头在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佛陀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尼泊尔人。

        在中华三大语系佛教的传承中，藏传佛教传自于巴基斯坦，巴铁才是藏传佛教思想的发源地。著名的佛教大家如莲花生大师、无著大师、世亲大师等都出生在巴铁。可以说，没有莲花生大师，就没有现在的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中，莲花生大士是最伟大的大成就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公元八世纪，应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入藏弘法，成功创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他教导藏族弟子学习译经，从巴基斯坦迎请无垢友等大德入藏，将重要显密经论译成藏文，创建显密经院及密宗道场，开创了在家出家的两种圣者应供轨范，奠定了西藏佛教的基础。藏传佛教尊称他为咕汝仁波切（意为大宝上师）、邬金仁波切（乌仗那宝）。通称贝玛迥乃（莲花生）。历史的疆域非常复杂，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称谓，我认为按照现代的疆域来划分比较合适。因此，我们将藏传佛教的思想根源确定在巴基斯坦是合理的。

莲花生大师唐卡

        南传佛教思想的发源地在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从佛陀时代开始，法脉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并保留了佛陀时代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没有斯里兰卡，就没有现代的上座部佛教（或称南传佛教）。为什么斯里兰卡的僧俗对中国人那么亲切？因为共同的信仰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汉传大乘佛教思想的发源地在中国，在长安。大乘佛教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的重要特征，是汉民族对佛教文化的再创造，是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和飞越。在大乘佛教中，有道家的思想成分、有儒家的思想成分、还有魏晋玄学的思想成分，尤其是禅宗的普及和传播，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因为，真正的佛教大乘思想，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印度是什么？印度是佛陀的弘法地，是佛陀的匆匆过往之地，不是佛陀的出生地，更不是佛陀血脉和思路的发源地。就像达摩来中国弘法一样，我们不会将达摩看作是中国人。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佛陀是印度人。佛教是佛陀在印度的一段心路历程，而不是佛陀般若智慧的本源。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佛陀是中华民族的圣人，佛教在中国溶入了骨髓和血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的印度不是国家的概念，释迦牟尼不是印度人，佛教不能在印度得到广泛传播是印度本土文化盲目排外的结果。由于山高路远与信息闭塞，我们至今对海外的中华文明血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不仅将释迦牟尼等伟人视为外族，而且将许多优秀的文明与传统拱手让与他人。我们在困惑、在反思的同时，也不禁要发问：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何时才能彻底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盼望佛祖能够早日东归，我们更期望普度众生的伟大情怀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主要参考文献

1. 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1～79337卷），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6.3

2. 释永信，李良松主编. 中国佛教医药全书（1～101部）.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

3. [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策划编纂. 大正新修大藏经.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3月

4. 释一诚总主编，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精装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月

5. [英]渥德尔. 印度佛教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

6. 柏杨. 中国人史纲.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7. 王惕. 释迦牟尼传.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8月

8. 任继愈，杜继文. 佛教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

9.其他相关资料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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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良松，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中医文化与佛医药专家。）